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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四个全面”新高度看待法治政府建设
发布时间: 2019-05-31 08:57      来源: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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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崭新的背景、崭新的目标、崭新的动力、崭新的路径。

杨海坤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崭新的战略布局就是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实际上为我们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崭新的背景、崭新的目标、崭新的动力、崭新的路径。我们必须站在“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的新高度来认识和看待法治政府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并在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四个全面”揭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崭新目标。“四个全面”战略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从而把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研究和讨论国家权力运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全面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问题。尤其要看到,当前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最直接的目标,使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极鲜明的时代特征。小康社会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社会大治,亟需法治政府以规范立法、优化执法去具体落实;小康社会是以程序规则为标准的平衡型社会形态,亟需法治政府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小康社会是以个体正义为目标的法律实现,亟需法治政府通过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去实现个体正义。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要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实现这个总体格局,都统统离不开法治政府所提供的制度资源、规范体系和程序装置。

“四个全面”催生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崭新动力。法治政府本质上就是人民政府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路,实现了从单向度“依法治国”向复合、均衡、全方位的法治发展思路的飞跃。这里隐藏着一个重要的核心命题,就是谁是主体、谁是中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思想,可见,法治政府建设的最终动力是全体人民,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评判者应该是全体人民,法治政府建设成功的受益者应该也是全体人民。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性课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依法治国”,真正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方略。因此,人民和法治的关系始终是法治政府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强调,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基层政府的建设,在于与人民利益直接相关的乡镇街道政府和具体执法部门。基层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依法运行、和谐相处,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落脚点。

“四个全面”开辟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崭新途径。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早在上世纪末提出,在本世纪初这一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但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并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途径着手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则是一个带有新时代特色的创新课题;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就是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明显特点就是把改革和法治结合起来,使改革和法治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改革促进法治,以法治深化改革。

改革与法治最紧密、最日常、最现实的结合点就在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因为政府是各项改革的最得力的组织者和落实者。在近年来的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出台一系列文件精神来看,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体现了改革与法治紧密配合以改革促法治的精神。

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途径来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就必须按照有限政府诉求,进一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的方式深入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就必须按照服务政府诉求,要求政府不再把GDP增长、扩大投资作为首要目标,而要把公共服务、民生保障作为第一要务,把关注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放在重要位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大企业大股东侵犯民资中小股东,并要求政府承载更为丰富具体的行政目标:使普通大众享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医疗水平等等;特别是要求地方政府能力的竞争和比拼再也不是简单的GDP比赛,而是“软实力”比拼,看谁能更好地保护产权、保护交易,谁能更好更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经济稳中求进的要求,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能得益”的恶劣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为保障公民权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作者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顾问,山东大学、苏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朱剑